吴景平:宋子文发国难财系日方宣传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宋子文至今。2005年，他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并获得宋子文后人授权，整理出版有关史料。目前这一研究、整理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复杂关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有涉及，但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期间，由于史料的分散，研究殊为不易。最近吴景平利用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和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文献，在《抗日战争研究》发表新的论文，探讨抗战初期的蒋宋关系。

抗战初期，对于是否让宋子文重回政府的权力机构，蒋介石顾虑重重。一方面在战时军费问题上两人分歧严重，蒋对宋戒心未除；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战时决策体制迟迟未有确定，再加上孔祥熙的掣肘，蒋介石权衡再三，只能给个性固执的宋子文安排若干虚职。

但尽管如此，宋子文也并未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并最终获得蒋的信任。1940年，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展开对美外交。一年半之后，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重新回到离开十年之久的权力顶峰。

至于广为流传的宋子文“发国难财”一说，经考证，确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污蔑，以扰乱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蒋介石只能给宋子文安排一个虚职

腾讯文化：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恩恩怨怨多年，但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突破阻力去西安营救蒋介石，蒋对宋的到来，“甚为感动，失声大泣”，但这是否也并未根除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戒心？

吴景平：西安事变的确对改善蒋宋关系有非常大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西安事变前，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非国民政府的实职，而是蒋介石考虑到让宋子文在银行方面发挥其专长。蒋几乎没有考虑让宋子文重新进入政府的决策核心。

但西安事变之后，从1937年初开始，蒋介石日记中就多处提到要对宋子文重新安排，他觉得宋子文还是自己人。1937年底，他有过非常具体的考虑，让宋子文去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或者任驻苏大使，推进对苏联的外交等等。但孔祥熙的反应是，如果你（宋）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那么就把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宋子文拒绝了这一安排。

除了孔祥熙的原因，事实上蒋介石也并没有完全放下“戒心”，蒋宋之间对于财政预算问题有过较大分歧，尤其是军费开支方面，这也是1933年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从国民政府“裸退”的重要原因。对蒋介石而言，在军事急迫的形势下，军需及其他开支需要财政方面全力配合，但宋子文不能做到对蒋介石百依百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上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军政时期”结束之后的国民党政权依然是军事、军队和军权至上。

自1926年国民革命军一路北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1928年二次北伐，然后又是连年新的军阀混战，以及“剿共”战事，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力量。随着抗战爆发，军事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觉得财经这一块，必须完全听命于他，财经是保证军事的一个根本前提。

腾讯文化：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安排宋子文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并主持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但并未给他安排一个实权职务，宋子文是如何考虑的？

吴景平：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时，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在欧洲访问，蒋介石立即指示财政部次长徐堪赴上海组织金融委员会，并请宋子文出任这个金融委员会的委员长。宋子文心里清楚，这只是个临时金融机构，并非正式的行政部门，财经大权依旧是掌握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手中，他自然不愿担任“虚名”而“负责”金融重任。

那么蒋就给他安排了国防最高会议的常务委员，希望靠他跟金融工商界打交道。像宋子文这样的人，大家都能看到他的特殊性，金融界知道，你是能代表政府的；政府也知道，你是能够和金融界沟通的，这就可以了。

从宋子文角度考虑，我不能让你（蒋介石）看到我就是为图名的，该做的事情，我还是做，做得好不好，我反正尽力了。

另外呢，实际上当时国民党还在考虑要不要采用军政权的体制，曾经设立大本营，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关于财经、工商、运输等各个领域的职能部门，但是很快蒋介石也意识到，那就变成了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两块牌子、两套班子同时在运作，事实证明这并不理想。特别是南京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如果中方宣布国民政府停止运作了，由大本营和军委会来实施行政各方面的运作，等于承认中央政府已经被日本给灭了，所以后来觉得还是要强化政府行政。于是军事委员会的那些和经济有关的部门全部取消，大本营的名义也淡化，把行政权力再还给国民政府。

因此在前面考虑是否实施军政权体制的时候，是无法给宋子文安排合适职衔的，宋子文也不愿意干。所以在文献里看得很清楚，蒋曾经有过各种的方案，直接也好间接也好，但最终只能给他安排一个虚职。

蒋介石认为宋子文幼稚、固执

腾讯文化：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之后，此时宋子文为何仍被排斥在核心权力之外？

吴景平：到了1938年初改组的时候，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孔祥熙接任行政院长，并且还兼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这样的安排以往是从来没有的，以往都是行政副院长兼财长。孔祥熙的这个架势就是摆着，我不让你宋子文来上位。事实上，自从1935年成功进行中国、交通两家银行改组和实施法币政策之后，孔祥熙执掌财经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如果孔卸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让一个副院长来兼任的话，那只能是宋子文这个人选。所以蒋不愿意在1938年初做这个安排，表明他对怎么样来起用宋，还是有相当大的保留。

我们现在设身处地考虑，如果说当时孔祥熙的财长和央行总裁的位子不能让出来，就很难安排宋子文，否则与他的专长和阅历也不相匹配。

腾讯文化：宋子文固执、不服从的性格是否影响了抗战初期蒋宋之间的关系？1938年4月24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子文幼稚，可悲，应规诫之”，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评语？

吴景平：宋子文的性格确实固执，蒋介石经常讲宋子文很幼稚耍脾气，说我要去教训你、要去教导你。这是蒋介石作为最高决策者从大局、观察人际关系等角度看，觉得宋子文太幼稚、太简单了。说好听一点比较单纯，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根本不懂事，耍起脾气来别人都无可奈何，所以蒋介石自认为除了他，别人根本无法来规劝宋子文。

但从宋子文的朋友圈来看，他与国民政府中一些人关系非常好，比如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甚至戴笠。他们都在公开或者不公开地支持宋子文，宋子文也愿意听他们的意见，主动来请教他们，例如请教李石曾、钱昌照等人“官场哲学”：“蒋想要召我回去，我该不该回来呢？”、“蒋想要安排我什么职位，你们看好不好呢？”

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宋与他的密友一直保持信件往来，非常有意思，他们会帮宋子文分析：“现在国内形势是什么？国际形势是什么？蒋的地位是什么？美龄的地位是什么？你必须要服从他们，顺着他们……蒋现在是领袖，你只有忍着，才能够改变他对你的看法。这对你的以后是有好处的，你现在耍脾气最后对你对国家都没有好处。”这些人把怎样和与蒋相处的观察和心得传授给宋子文。

宋子文在许多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尤其是金融财经方面，在许多场合甚至持有“异见”，但相较于国民革命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经历了与蒋介石关系的起伏反复和自己政治生涯的波折之后，宋子文也较以往沉稳得多，秉承“沉默是金”和“少说多做”的原则，最终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对蒋介石而言，对宋子文的任用，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就像下围棋一样反复思考，我到底该怎样下这个棋？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考虑是慎重的，加上时势的推动，才使得蒋介石最终决定重用宋子文。

孔祥熙在抗战中的作为可圈可点

腾讯文化：1938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两次向蒋介石明确表示，若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则英方可考虑对华贷款。但蒋介石为何力保官声很差的孔祥熙？

吴景平：首先，蒋介石清楚英方对华贷款也只能解一时之需，并不能根本解决战时日常军事财经困境，再者也不能因为你给一笔贷款，我就什么都答应你。

蒋介石为什么要保孔祥熙呢？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关系非常近，相应地蒋孔关系就比较亲近，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会把孔祥熙拉下台。而且孔祥熙一直与蒋介石保持良好的沟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少当时比宋子文做的好。

同时，如果客观看战时严峻的财经问题，战时环境下供求关系不平衡，迫使政府停止无限制买卖外汇，只能不停发行货币、货币贬值。战时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当时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它必然在解决战时的急迫需求的同时，影响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健康性和不可持续性，这都是必然的。客观讲，即使换掉孔祥熙，其他人并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另外面对战时财经压力，孔祥熙还是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今天来看，一些做法依旧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及时停付关税盐税担保外债。原来承担偿付外债的是各个口岸的关税收入和主要盐区的盐税收入，战争发生之后，这些地区被日本人占领了。如果继续偿付的话，必然对国民政府财经造成巨大压力。孔祥熙非常及时宣布停付这部分的外债及部分内债，表面上看来是我们的债务信用受到损失，其实可以得到债权国的理解和同情，当时这一做法无论在财经本身和外交上，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战时“金融集中”政策有其合理性

腾讯文化：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战时金融上的一大分歧，是蒋推行战时“金融集中”政策，但宋子文主张相对自由的金融规则。在战时特殊的背景下，蒋的集中政策是否更有利于保持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

吴景平：这个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它一方面是非常明显的战争客观必然性，但同时集中经营管理金融也会带来新的问题难题，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全盘否定，也不要简单的全盘肯定。

实行“金融集中”，最明显的优势是可以把银行、金融资源综合配置，统一配置战时比较急需的，包括军工、工商和其他方面的金融服务，比如贷款、贴现和其他一些业务。另外，有利于金融网点的统一规划设置，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四联总处（按：战时成立的统制金融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以集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的力量）的集中经营也对一般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负面东西比如金融活力、市场的活力也受到很大影响。换言之，“金融集中”的办法是通过四行总处将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却没有起到的作用实现了。

但它也相当于剥夺了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发行权，自然引起三大银行的不满，当时宋子文在美国，所以中国银行国内的主要负责人就给在美国的宋子文发牢骚说，开始集中外汇，现在发行权要也全部收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宋子文很清楚就大势所趋，所以只能劝他们想开一点。

宋子文发“国难财”说法源自日本

腾讯文化：蒋介石为什么会委任宋子文作为其驻美私人代表展开对美外交？

吴景平：1939年欧战爆发之后，对美外交尤为重要。之前蒋介石安排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孔祥熙派陈光甫作为特使争取美国借款。但是“胡陈搭档”所争取到的美国借款，如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所附加条件苛刻，连孔祥熙都感到不满。而且蒋介石和孔祥熙认识到，胡、陈二人的确是“尽最大努力了”。

宋子文是愿意担任对美外交事务的，这与他教育背景和个人性格相关。在1933年辞职函中，宋子文就写到：“弟虽辞职，吾兄无论有何驱使，当竭诚尽愚以赴之，如国外有可效劳者，尤为所愿。”

1940年6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奔赴美国，开始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名义，开始在美活动争取对华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出任外交部部长而且继续驻美外交，确立了以“蒋介石－宋子文”为轴心的对美外交乃至整个中国战时外交的决策体制，也开启了两人关系演进中最重要的时期。

只是怎么由宋来取代孔祥熙，还是要视时局需要和按照程序走。1944年底蒋先让宋来代理行政院长，然后到了1945年抗日胜利前夕，才正式就任。所以蒋对宋的器用是慎重的，逐步到位的。这里面有很多复杂原因，不光是是否信任的问题。

腾讯文化：宋子文在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有人说是受到日本的污蔑打击，您怎么看待？

吴景平：美国当时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说法的源头就来自日本，企图扰乱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打压它的威望。美国也掌握了中国一些重要官方人士的私人存款情况。我本来是要整理出相关资料来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那么迫切了。因为弄清历史人物个人相关史实固然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探究国民党政权更高层面的问题更重要，比如顶层制度设计和运作，权力跟资源配置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更为急迫。

腾讯文化：目前关于宋子文的资料整理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整理？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吴景平：关于宋子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此前主要有蒋宋往来函电以及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这些部分，目前的整理范围更广，已经出版的只包括宋子文在美期间（1940-1943年）的往来函电，将要整理的函电在时间上更加完整，而且还包括蒋宋两人往来英文函电。另外还有包括宋子文与国内其他人士的往来函电，包括与孔祥熙、李石曾、何应钦、翁文灏、钱昌照、戴笠等，当时军政人士与宋子文或多或少都有往来函电，所以这个数量比他和蒋之间的大得多，内容更丰富。

关于宋子文的研究，接下来我要做的是1928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不仅要梳理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而且要重新梳理他在国民党政权中地位以及经历。另外抗战时期宋子文与外交体制、宋子文与战后币制改革等议题都在持续关注和研究中。